“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故乡所建学堂已有153年历史站在甄贤学校旧址前，望向门口的容闳雕像，我难免心生感慨。这种感慨不是那种抒情式赞美的矫情，而是悲凉。

　　书写容闳是一件难事，相比与他一起在少年时代赴美的黄宽和黄胜，容闳无论生前身后，都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越是大人物，越让人难下笔。写生平？写事迹？各路学者、作家早已研究透彻并写了个遍。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七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当时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半岛·体育，选择洋学堂，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或是参与传教工作，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从商。

　　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实际上，对于容闳的父母来说，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因素。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到了美国后，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1850年时，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在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考入耶鲁大学，但他根本无法负担学费。孟松学校虽有资助名额，但前提是毕业后要担任传教士，容闳表示拒绝，他虽是徒，却不愿被限定择业自由，他也认为，贫穷不是丧失自由的理由。他的这一决定，也使得原先澳门的资助方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好在布朗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找到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说服对方为容闳提供资助，此外，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也负担了容闳的一部分学费。

　　此时的容闳其实已融入了美国社会。早在孟松学校期间，他便习惯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式生活。当时，他自个儿承担劈柴烧炭生火之类的事情，也帮人劳作换取生活费，大学时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承担学生宿舍的食品采买。他还酷爱锻炼身体，据说，这个在中学时代一直穿着中式农民衣服、盘着辫子的少年，曾是足球场上的骁将。这个景象在大学时代成了“绝响”，因为入学才一年，容闳就丢弃了中式长袍和辫子。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我曾读过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比如他是划船队的成员，在球场上也流传着如“我们一定WIN，因为我们有WING（容闳之名）”之类的话语；还有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得到著名学者关注……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一百多年后，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这让我很难全部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作为一个独在异乡的东方人，容闳所遭遇的困难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以及好奇心带来的种种“围观”，恐怕都是容闳无法绕过的挑战。他可以依仗的，唯有自己的适应力和美国作为一个移度所特有的包容性。

　　1854年，从美国耶鲁毕业回国的容闳曾说，希望“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抱着这种态度，容闳曾与各方势力合作，寻求救国之道。他曾赴南京，向天王洪秀全和洪仁玕献言献策；他也曾受曾国藩委派参与洋务运动，上书清廷促成幼童留美；他还曾与维新派来往密切，参与戊戌变法；晚年的他，曾支持党，遭清政府通缉。

　　如此看来，晚清数十年间粉墨登场的各种势力都与容闳有过交集，这位“海归”的立场似乎很难界定。

　　我一向不喜欢投机的人，倒不是逼人站队，只是觉得一个人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应有一个基本立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也该有个底线。不过对于容闳乃至那个时代的一些人而言，我倒很难生出“他们在投机”的感受。

　　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无论是容闳，还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这些岭南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都一次次审视自己，寻找那条救国之道。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投机。

　　他参与洋务运动，同样是源于实用主义。其实，洋务运动与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并无直接关系，但经过了与太平天国的那次接触，容闳显然明白了“曲线救国”的道理。当年，他向洪仁玕提出七条意见，其中四条关乎教育，却无功而返，这让他深知掌握话语权是何等重要，有了话语权，才有机会实现理想。如果他能在洋务运动中为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出力，得到足够信任，便有望实现他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教育救国的梦想。

　　终于，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以图自强。他们的计划是每年选拔幼童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分批赴洋，十五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30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这十五年的留学时间，也是容闳所建议，这样可以使得幼童在大学毕业后还能继续留洋工作数年，深入美国社会体系，不至于纸上谈兵。至于留学者的年龄，初定十三岁到二十岁，后改为十到十五岁。这是担心十五岁以上的人出国十五年后，回国便已三十多岁，以当时国人寿命，很容易遭遇“丁忧”，为父母守孝三年，重新出来工作时已年近四十，为国家效力时间太短。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步子迈得颇大，他们还提出，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就可被赐予“生员”（即秀才）身份，回国后也可“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对于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他自然会想起自己当年入读马礼逊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境况，那时，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了科考之路，与官场无缘，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考体系。

　　1871年9月9日，批复下来了：依议钦此。容闳通过襄助洋务派实现自己梦想的“曲线救国”之路，在多年后终于见到了曙光。

　　后来的留美幼童，迅速适应了新世界，开始拒绝中式长袍，甚至剪掉辫子。他们在西方教材里也学到了大量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四书五经自然也失去了兴趣，更反感那些繁琐的礼节。他们中的一些还无视清廷的规定，开始信奉教。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亦情窦初开，与美国女孩秘密约会，自由恋爱，并有情书至今留存。詹天佑等人组成的棒球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赛艇队也多次击败哈佛大学队。

　　在容闳看来，这实属正常，“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但孩子们适应了美国社会，大人们却并不适应，容闳只是唯一例外。对于清廷负责监督留美幼童的官员们来说，孩子们的转变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所致。清政府有一个美好愿望：幼童们必须“正确”，成长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相符的好青年，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来好好报效朝廷。但即使带队官员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让孩子成长为一个“正确”同时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

　　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监督官员的守旧和孩子们自身的成长，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幼童留学一事的叫停。容闳寄望实施百年的留美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此时，詹天佑等人已考上了大学，学业却遭强行停止。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工程师詹天佑、外交家梁诚、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大批官员、买办、海军将领、工程师、教育家。

　　容闳则心灰意冷，他回到美国，一住就是十三年。后来，他曾回国支持维新派，之后又走向。武昌起义后，久病卧床的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党人谢缵泰，表示喜悦之情，并提出建议，警惕内战，并希望病好后重返中国。1912年1月，他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他因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这位一生信奉实用主义的“海归”，具备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省。他始终在寻找那条救国之路，正如他在美国时所说的：“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他未能叶落归根的故居，位于如今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据说，当年这条西大街三巷叫“辅仁巷”，这是容闳起的名字。容闳后人曾回忆，容闳故居占地大概二百平方米，有天井、大厅、东西两侧长屋，是典型的农家宅院。

　　十八岁那年赴美之后，容闳大半生中仅仅返乡三次。故乡对其而言，也许已经成了一个虚无的名词。不过，他仍在故乡留下了痕迹。1871年，他与选拔首批赴美幼童的间隙返乡，倡议并捐资五百两白银，在家乡办甄贤社学，留美幼童容星桥为第一任校长，容闳为名誉校长。1902年，他最后一次返乡，将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这间学堂后来陆续更名为甄贤学校、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如今名为甄贤小学。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出身这所学校。

　　容闳这位“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美籍华人，并没有多少“衣锦还乡”的。从地域而言，他是香山人，但从胸怀而言，他是世界人。

　　他并未叶落归根，一生爱国亦为此奔波的他，去世后葬于哈特福德的雪松山公墓，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以及其他家人葬在一起。据说，墓碑朝着东方。

　　突然想起另一段记载，1902年，遭清廷通缉的容闳决定返美。那年，他已74岁，已有一去不还的预感。于是，他返回南屏，为列祖列宗上香，在父母坟前跪别，黯然离去。

　　如今的甄贤学校，原址的青砖瓦舍学堂古风犹存，已经被辟为容闳纪念馆，当年的教室成了陈列馆。行走其间，三百多张图片和数十件文物展示着容闳的一生，其中最珍贵的，当属《西学东渐记》的首版书。1909年，这本容闳自传在美国纽约首次出版。书中有容闳写给两个儿子的亲笔题字：“送给我亲爱的孩子们，无论你身在何方，这本书如我陪伴在你们身边，直到永远！”

　　1875年，容闳与玛丽·凯劳格结婚，育有二子，两个儿子后来都回到中国定居。照片里的他们，带着混血的帅气。

　　资料显示，旧时校舍占地1117.6平方米。学校分三个部分：右前为礼堂，二进夹一天井，面阔三间，硬山顶，穿斗抬梁混合结构；右后为教室，砖木结构，一座隔作五间；左为图书室和教务室。左右两面相隔一条长巷。在礼堂的东壁嵌有一方“容氏甄贤学校碑铭”，阐述建校宗旨及经过。